1935年北平学生(1935年北平学生抗日口号)

作者冯兰瑞（左）、李昌夫妇金婚纪念（1996年）

引言：旧话重提

“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这个问题历来就有歧议：一说，“一二·九”运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另一说“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主要问题还在于比较笼统、含混。即把历时三年的“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动混淆在一起了，因而也没有破解“一二·九”运动究竟是不是在中共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发动的这一数十年来的悬案。

我认为，“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和“一二·九”运动有没有党的领导，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当明确加以区别。“一二·九”运动的广义，系指从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加剧，华北危亡在即，北平学生首先在12月9日爆发了请愿游行斗争，从而引发全国性的历时近三年的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抗日救亡运动。据我见到的资料，这三年总的形势是，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日愈高涨、不可遏止，也是民先队蓬勃发展的时期。与此相应，“一二·九”运动也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发动和发生阶段；二、成长壮大阶段；三、持续发展阶段。

1938年2023月，党中央做出了民先队停止发展的决定。此后，出于工作和斗争的需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块牌子还保存，频频出现于党的重要文件上。例如《中国青年》杂志多次刊登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署名的文件：1939年5月4日发表《致三民主义青年团书》，12月9日发表《“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宣言》。还有中共中央青委《关于加强青年工作的决议》、《关于纪念四四儿童节与开展儿童工作的决议》等文件，均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西北青年救国会联名发表。更重要的一次是1940年5月4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曾与其他几个青年团体联名发表《上蒋委员长书》。

如果将1938年2023月后的这段民先队名存实亡，仅仅作为中共党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时期不算，只从1935年“一二·九”发动请愿游行到1938年2023月停止发展为止这三年来考察，整个运动则可以分为上述三个互相衔接又有所交叉的阶段，本文着重讨论第一阶段：发动和发生阶段。

一、“一二·九”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

走向新华门的学生游行队伍（资料图）

1.国内外形势使然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对华侵略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放任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这个历史事件是抹不掉的。尽管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也不能够为国民党开脱）。1935年华北危急，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日本和蒋介石政府密谋“华北特殊化”、“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均已从华北撤走，预定于1935年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任宋哲元为主任。“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热血青年不愿做亡国奴，奋起抗日。这是当年最大最重要的时代背景。

另一方面，蒋介石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调集大军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了第四、第五次军事围剿，在白区对进步力量实行文化围剿。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到达陕北时已损失了90%。

2.党的力量削弱，组织变动频繁

学生游行队伍（资料图）

“一二·九”运动时期党的北平市临委负责宣传的彭涛在1960年2023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党员全（北平）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时任河北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的朱理治1960年回忆得更具体，当时北平只有9个党员。1936年初，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说“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的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在灭亡之途往下滑。”

那几年，北平市委迭遭破环，市委书记、委员被捕、牺牲、转移。市委组织变动频繁；书记几次易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包括代理书记）竟连续换了近二十位。1935年秋冬，党的北平临委处于分裂状态，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领导学生运动。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在不少回忆“一二·九”运动的文章中，在“一二·九”运动亲历者的座谈会上，一般都说“一二·九”运动是党领导发动的。但究竟是怎样领导怎样发动的？当时党的市委是什么情况？书记是谁？则说不清楚。

我查到的当事人详细讲述“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过程的材料，有姚依林、郭明秋和谷景生三人的文章和谈话。事实是，1935年1月，时在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建立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同时恢复共青团北平市委。许子云任市工委书记，王学明任团委书记。不久，市工委再遭国民党当局破坏，许子云被捕。下半年，省委决定重建北平市党的组织，派李常青到北平，宣布成立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任命王学明为临委书记，临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委员先后为杨子英、冷楚，彭涛负责宣传。谷景生担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文盟”）和左联党团书记。临委成立之后不久，内部就发生了路线上的严重分歧。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亦即北平共产党组织还处于自身难保、无法作为的情势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请愿游行的学生运动。

3．临委分裂

1935年七八月份，黄河泛滥成灾。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的负责人周小舟（党员），找了姚依林（即姚克广，清华大学学生会代表，1935年夏入党）、黄敬（即俞启威，北大学生代表，党的关系尚未恢复）、郭明秋（即郭桂英，共青团员）、彭涛（临委委员）等几个同学发起了救灾活动。8月份，由他们推动和参与组织了一个公开的学生群众团体：“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赈济会）。女一中学生会临时主席吴闺箴被推举为赈济会主席，姚依林担任赈济会秘书长。并在北平市社会局立案，为公开合法的团体。

1935年2023月，赈灾工作胜利结束。由于学生代表携带募集的捐款、物资和抗日宣传品分赴冀、鲁等灾区慰问，将救济物资送到灾民手中，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好。这时，作为赈济会的负责人彭涛考虑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扩大赈济会工作的成果，进一步组织起爱国学生，发展抗日救亡力量？

为此，彭涛同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商量。他们一致主张成立一个公开合法的学生群众抗日团体：“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将赈灾活动转变为政治活动。彭涛把这个主张作为自己的建议提到市临委会上讨论。临委会议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开不下去，只好休会。中共北平市临委因此分裂为两派，王学明代表的多数派反对发动群众向政府请愿，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彭涛等为少数派。

以后，争论双方都向中共河北省委反映情况。省委听了临委两派的汇报，派李常青来北平调查，和两边的人都谈话，却只是了解情况，没有表明态度。

二、“一二·九”请愿游行究竟是怎样发动的

1.甩开临委，成立学联，决定请愿

中共北平市临委会后，彭涛找姚依林和黄敬、郭桂英多次研究，又找周小舟去商量。

黄敬1932年在青岛入党，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1934年保释出狱，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尚未恢复组织关系。18岁的郭桂英还没有入党，时任共青团市委组织部长。姚依林则是18岁刚刚入党的一个新党员。但他们思想认识一致。彭涛由此下了决心，不管临委会多数派意见，他们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干起来再说。于是，成立了无名义的四人领导核心小组。因彭涛1933年曾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有些斗争经验，其他3人推选彭涛当了组长。他们这个“无名义的”“领导核心小组”，甩开了共产党北平临委的领导，研究筹备了两三个月，成立了北平学联。

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当时支部书记蒋南翔写道：“在北平学联做出了发动北平学生起来游行请愿的决定后，北平市委何凤元（可能是临委中支持彭涛的少数派）曾到西郊区委传达：希望清华、燕京两校率先起来响应，因为当时的反动统治，北平只有这两所大学有公开合法的学生会……”于是清华就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利用上午第四节课纪念周的集会时间，由吴承明出面向全校学生大会提出‘响应学联号召，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提议，但由于右派学生竭力阻挠，使会议无结果而散。于是再接再厉，又在下一周十二月三日的周会上，再次提出上周未通过的提案，经过会议中的激烈辩论，终于在全校大会上胜利通过了游行请愿的决议。这是清华学生救亡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

2.“一二·九”运动的准备

“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也是有准备的。“一二·九”运动的准备过程显示，思想准备比较充分，而且也有一定的组织准备，后者主要是指学生们自发的抗日救亡组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这种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从未间断，是一浪高过一浪。

黄华在1980年8月23日“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发言，谈运动的思想准备过程和组织准备过程。他说：“思想准备方面，事前有红军北上抗日，党的‘八一宣言’，号召统一战线，……学生中有一些活动和酝酿……”关于组织准备，“学校里各种各样的读书会，各种各样的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多了……东北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清华大学不只学生，包括教员都有抗日要求。”黄华只说了学生组织，没有提到党的组织领导。

3.“一二·九”学生请愿游行，党中央是事后才知道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还没有召开，党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尚未改变。中央怎么可能指示北方局、河北省委或北平市临委去发动、去领导“一二·九”运动呢？后来，毛泽东听到“一二·九”学生请愿游行的消息，感到很高兴。一再说，“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1936年七八月份，毛泽东在陕北会见黄华时又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

4.几个党员在“一二·九”运动中的作用

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资料图）

“一二·九”请愿游行究竟是谁发动的这个问题，姚锦记录的姚依林生前的一段谈话比较可信：“‘并不是谁有什么高明见解，’谈了这段斗争实践后，他深沉地说，‘当时我们没有听过，也并不懂得什么叫路线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本身就在群众中生活，很了解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知道什么是群众那时可以接受的，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客观的真实情况而已。……而彭涛是一个踏实肯干、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的好党员。’”他又说：“‘一二·九’运动的真正主要负责人，据我看是彭涛同志。在运动中，在整个过程中，经验最丰富的，组织能力最强的是黄敬同志。尽管他组织关系没有恢复……”

1936年1月底，北平市委建立了学联党团，成员有姚依林、黄敬、孙敬文、郭明秋（“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由共青团员转党），姚依林任书记。1936年4月，中央派刘少奇到北平之后，又建立了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遂逐步将学生运动纳入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为什么中共将学生运动纳入组织领导之下是逐步的呢？从总体上看，自林枫到北平、党的北平市委重新建立，到1938年2023月中央决定民先队停止发展为止，这个阶段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不过还要看到，群众运动发展变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中共党的组织一建立，一场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立即就能改变它的自发性质；不可能党一声令下，就把群众运动纳入到党领导的轨道上来。共产党处于在野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发动群众，同共产党在全国执掌政权的条件下发动群众，其情形是很不一样的。执政条件下，党可以凭借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资源和政治威望，运用掌握的巨大行政力量和手段，一夜之间迅速动员国民。在野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共产党正处于高危状态。“三·三一”抬棺游行还带有自发的成分，也就非常自然、可以理解了。

1936年“三·三一”大会是悼念死于监狱的学生郭清烈士的追悼会，是在党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的，而后来发展为“抬棺”游行，却是学生自发的行动，中共党组织是不赞成的。在国民党军警包围、镇压的情况下，学生群众被激怒，自发地行动起来，是控制不了的。笔者认为这是历史，这是学潮，不是什么个人、什么组织能够左右得了的。在它16年前的“五四”和它40年后的“四五”等等青年学生运动也都是这样的。

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资料图）

郭清是北平第十七中学学生，只有18岁。1936年2月份被捕，在狱中受刑致死。消息传出，各校学生群情激动，悲愤交集，斗争情绪很高涨，酝酿进行大规模的反抗。北平学联与各校会商，决定在北大三院召开追悼大会，同时提出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不要有过火行为。

追悼大会由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主持。3月31日上午，在气氛肃穆悲壮的追悼会上，一位东北籍学生从棺材铺借来了一口空棺材，放在大礼堂中央，白布上挂着郭清的遗像，周围布置着花圈挽联。参加追悼会的学生见到棺材，极为悲愤，一些女生泣不成声。会上散发了宣传品。开会前，军警、特务闻讯赶来将北大三院团团包围，校方更以开除学籍威胁韩天石，勒令立即散会。此举不啻火上浇油，同学们反抗情绪高涨，强烈要求抬棺游行。学联负责人劝阻无效。几个民先队员抬起棺材，不顾军警的刺刀、机枪，推倒北大三院通往孔德中学的后墙小门冲了出去，举行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抬棺游行示威。在北池子大街，队伍被冲散，许多同学受伤，抬棺的李昌胳膊被打伤，黄秋耘后脑勺被打破流血，53名同学被捕，包括17名女生，还有一名新闻记者。这次行动后来被党内有的领导人批评为“左”倾冒险主义。

三、结论：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党领导的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何谓党的领导？

评判一场运动、一个组织的发生发展有没有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地考察清楚以下两点：

一点是，党的组织系统是否自上而下地部署、发动并控制其发展？

另一点是，在这个运动中，党的指导思想是否得以贯彻，基本政治口号是否和该党吻合，党的路线、纲领以及方针政策是否得到执行？（执行政策上的具体问题则不应强求。）

据此两点来考察“一二·九”运动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

第一点，第一阶段具有明显的自发性质，谈不上中共党组织的领导。

不错，个别党员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但是，根据历史资料来分析，参加组织学联、发起“一二·九”运动的4个核心人物中，只有两个党员：彭涛和姚依林。黄敬尚未恢复党的关系，郭明秋还没有入党（是共青团员）。他们每个人对运动都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但只是个人身份，不代表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实际上，当时北平临委是反对组织学生群众合法斗争的。彭涛是北平临委成员，但已被撤销了职务。他们甩开了临委，参与筹建北平学联，参与组织、发动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学生群众运动。这一点非常重要。

此外，很多党外人士也起了重要作用。如主张郭明秋当学生会主席的女一中校长孙荪荃，进步教授张申府（中共创始人之一，当时已脱党）、吴承仕、许德珩等。

第二点，其实更为重要：“一二·九”发动请愿的指导思想，亦即所遵循的路线、方针与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是否一致？史实表明是不一致的。

如前所述，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还在执行反蒋抗日的纲领、路线。中共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接受《八一宣言》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当然不可能自上而下地部署、发动和控制北平学生和平请愿的运动。受《八一宣言》影响、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二·九”运动不可能与党中央当时的路线一致。这是历史的真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的事实表明：“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其发生和爆发阶段没有党的领导。到了1936年初，北方局派林枫到北平，重新建立了北平市委之后，学生运动才逐步走上了中共领导的轨道。这就是结论。

（本文转载于《炎黄春秋》2023年第1期，作者：冯兰瑞，原标题为《“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因篇幅有限，有所删节并略去引用）